周传雄，走过「黄昏」
2023年，从春到夏，井喷式的演唱会制造着层出不穷的热点话题，而令周传雄演唱会出圈的，则是这位54岁歌手的眼泪。
5月6日，周传雄「念念不忘」巡回演唱会的首场在上海举行，演唱会的最后，全场观众齐声合唱《黄昏》，周传雄几乎是哭着听完了整首歌。随后，这段视频被发上社交网络——一位上世纪80年代末出道，唱过《黄昏》、唱过《花香》、唱过《寂寞沙洲冷》，为陈慧琳写过《记事本》、为那英写过《出卖》、为周华健写过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的歌手，经历过无数人生起落之后，在舞台上流下的眼泪，令无数观者动容。
7月中旬，我们在上海见到了周传雄。他看上去状态不错，不再瘦削，声音清亮，我们聊了他近期一票难求的演唱会，聊了他经历的高峰与低谷，也聊了那些在演唱会上落下的眼泪，至于当全场大合唱《黄昏》时，周传雄为什么会泪流满面，以下，是周传雄的讲述——
文｜令颐
编辑｜金石
找回
这次「念念不忘」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场选在上海，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2006年的时候，我在上海做过一场个人演唱会，那是我在大陆做的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。当年的得失心是很重，总希望自己能够做得足够好，所以排得很满很好，有20多首单曲，还有串烧，还做了很多动画短片，很热闹。但事后来看，当时整个人没有很放松。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做，会僵住。比如说，我怕自己会忘词，就一直盯着提词器，平常其实扫一眼就好了，但那个时候就太紧张了，盯着词看太久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看词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办法跟歌迷交流、没办法连在一起，没那个能力，也没那个技巧。这是最失败的地方。
不过当时我各方面状态都还不错，就跟大家相约还要再来做演唱会。但是无奈这一晃眼，就晃了18年。所以这次我就想再从上海开始，接续我之前没做完的事。
为了这次演唱会，我们也做了很多准备和设计，不断地调整方案。从现场效果来看，是超出我满意的程度。当然，最难忘的还是《黄昏》。
在上海的那天，原本的情况是，我在台上先唱几句，再跟歌迷们一起合唱。但唱着唱着我发现，台下歌迷们唱的声音越来越响、越来越响，到后来，我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。然后唱到第二段，怎么回事？他们的声音又来了。
然后我把话筒递出去，那一刻，情绪根本控制不住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就是大家看到的视频那样。
在台上，那种震撼力是很大的。那个瞬间就有一个走马灯在眼前，把自己的歌手生涯走了一遍。其实没有想到特别苦或者特别快乐的事情，就是眼前闪过了很多画面。有自己曾经在录音的时候，有某一次唱完歌之后很沮丧，甚至年轻的时候我在某个录音室里看到了某一片墙的一块砖。这些细小的东西在那个瞬间竟然都能想起来。
总之，那一刻就是那种电磁波交流的感觉很浓烈很浓烈。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，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，然后他们越唱越响，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心里边想鼓励我，所以他们唱很大声来告诉我。
通常，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，我什么都不想、什么都不做，回到酒店赶紧休息。上海这场演唱会结束之后，我几乎是傻了两天，第三天后劲才来，有人会把这个视频拿给我看，再回看这个，自己还是，哎呀，看着看着又想哭了（笑），我就赶紧离开，不敢再看下去了。
对我来说，这次演唱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，让我在现场找回了很多失散的歌迷。
因为我的演艺生涯曾经中断过，再回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歌迷到底在哪里。几年前，有一场演唱会，我在台上说，我记得我卖了好多的磁带，好多的CD，然后到每个地方签唱会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歌迷，但是这几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很多东西走太快，我已经get不到了。
但这一次，我感受到我跟他们之间仍然还有一条线连在一起。这个联结的重要性是说，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某首歌，我们有过一样的感受，你一听到这首歌，你就能看到当年自己的样子，我觉得，这种联结超越了时间，也超越了空间。
成为「小刚」
我出道挺早的，同龄人还在念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唱片、走入了社会，在当时，这其实是一条很少人去走的路。
在最初发唱片之前，我的生活是很动荡的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异了，我跟着姐姐一起长大，中间半工半读念书，生活完全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。家里很穷，挖东墙补西墙，那段时间，我的生活里连一条正常的轨道都没有。但我从小就在音乐上有点天分，听到一些旋律，就能把它记住，复述下来。那时候，书也没念得多好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，所以就想到走音乐这条路。当时，家里人都说我们又没有后台，算了吧，可是我就一意孤行。
1989年，刚出道的时候，我跟制作公司的老板说我会写歌，我想做音乐制作人，他根本不care。人家看中的根本不是我会做音乐什么的，就看你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样子，很适合打造成一个学生偶像（笑）。
之前有很多报道都说我们是小虎队的前身，其实不是。刚开始，那个老板给我们画大饼是说，挪威有个keyboard团叫A-Ha，三个男生都弹键盘，他说要把我们打造成那样的音乐创作团体。训练了一段时间，要出道的时候，他就安排我们到一个很红的综艺节目《青春大对抗》做节目助理，在台上搭档一些很火的明星之类的。
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喊停了。因为我知道那根本不是我要去的地方。小时候很傻很牛啊，没有想过说上节目也许是个很棒的机会，就觉得我是要做音乐的，不应该是在节目里嘻嘻哈哈。
后来，我就打电话问老板：「我们不是说要往音乐这边发展的团体，怎么变了呢？这样的话，我还是不要参加这个团了，你接下来有要组纯音乐团体的时候，我们再合作就好了。」
当时，那个老板就没有再说话，直接把电话挂了，可能心想你谁啊（笑）。
后来换了一家唱片公司，我还是被送到了生产线上去。他们看我蛮斯文的、戴个眼镜，是干干净净的学生型偶像，就套用了之前包装艺人的模子。
发第一张专辑《双子星的对话》之前，唱片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「周传雄」这个名字换成了我的小名「小刚」，因为这样似乎显得更年轻、更亲切一些。但那张专辑卖得并不好，好在第二张的时候真的很厉害了哦，卖得很好。那时候，公司的业务跟我说，我的磁带卖到断货，全台湾都没货了。
那时候，在唱片公司做歌手，大家都是看业绩。你卖20万张，我卖30万张，那在公司里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，真的会甩开手臂，一摆一摆的，从门口走到老板办公室，一路都带风，但只卖几万张就不会这样。公司同事对你的态度也不一样，老远看你来了就说，哦，现在的这一棵摇钱树来了喔（笑）。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根本不会想大家是不是在巴结你啊，甚至还会觉得这是应该的，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棒。
但也有一件事一直让我不安，我知道那个年代做偶像会赚很多，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我也知道，偶像的生命是很短的。我们残酷一点讲，偶像这个商品它的赏味期限大概是多久呢？可能就两三年，那时候平均就是三张唱片，那之后，偶像歌手们的生涯差不多就结束了。这是我观察后的结论。
但我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一辈子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在做偶像歌手的同时，我也会学习制作歌曲、制作专辑。
做「小刚」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吸收这个行业精华最多的时期。每个制作人在做唱片的时候，我就是死皮赖脸去巴着他，看他是怎么配乐、填词，看他怎么找乐手，后来干脆跟人家乐手老师也混熟。就这样在幕后学习到了一些很基础的东西，奠定了我以后能够去做制作的基础。
那也是我旅行最多的时期，你做完一张唱片，筹备下一张之前有两三个月的空档。那些空档里，我曾经去过云南，到过敦煌，在路上就是采风的过程，采那些民族音乐，回来之后如果能在专辑里面放一点点，就会很高兴。
我记得发到第七、八张专辑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了英国，早上就去语言学校读书，然后下午就跟朋友去喝茶，晚上就去夜店，美其名曰是学英文。有一次，在City里非常热闹的街头，我看到一个人在街头表演，我想我也可以摆个摊子，表演一下。我就专门唱台湾民谣，都是些年代很久远的歌，围观的人还蛮多的，有的行人真的会给我钱，最多的一次扔一磅，一天下来，赚了两百多块（笑）。那段时期，很任性、很放松，真的会先把一切放空，完全过另外一个人的人生。
现在回看那个时期，那真是好美好的年代啊。
找回周传雄
其实，在我的整个生涯的过程中，很多欢乐的时光跟片段都发生在我最闲的时候，但有些最闲的时候也可能就是最失意的时候。
一般来说，偶像歌手发完三张专辑就有知名度了，你可以去演戏，你可以去主持，你可以换跑道，什么都可以。那时候，我撑到第八、九张，差不多到1997年左右，就感知到差不多要暂停了。那段时间，我不知道要写什么，到了一个瓶颈阶段，完全无事可做，每天都很闲，也没有新的专辑要出。
有一天，我经过了一家乐器行，进去之后就觉得很惊奇。诶？怎么出了这种新的琴自己都不知道，真的是太久没有靠近音乐制作了，我就在那里摆弄了一整天。
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转入做幕后制作人。
我不再是一个偶像歌手了，不发片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一件事就是不刮胡子。开始做幕后的时候我年纪也不大，担心会让人觉得嘴上无毛、办事不牢，就留个胡子。有胡子之后，感觉在唱片公司走路还挺酷的，谈案子的时候也觉得有风。
曾经，公司会规定偶像歌手要干干净净，要穿白衬衫。还规定让我们坐有坐相、站有站相。坐下来的时候，靠在椅背上面，衣服自然会皱，所以，我们要在坐下去之前拉一下衣服，千万不要把衣服搞皱，不美观。那现在就不穿白衬衣，改穿花衬衣。
这种形象上的改变，算是一种叛逆啦，但也能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，就觉得能够镇得住那些大牌明星。
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抛掉了「小刚」，重新用回「周传雄」这个本名发表制作。一方面是我觉得用本名来发表歌曲比较正式，另一方面我也想拿掉以前的包袱。「小刚」曾经是一个歌手，但也已经是过去了。现在，周传雄就是想看看自己从纯音乐的层面上，有没有足够能力走下去。
用回本名之后，很多歌迷就没有办法追随我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同事跟我说，《我的心太乱》在大陆火了，有人打电话到唱片公司找小刚，唱片公司的人就说，我们没这个艺人，就联络不上我了。
做制作人也没有那么顺利，熬了一年多才有歌卖出去。那段时间就是不断地写，给很多很多歌手丢歌，怎么丢都没有人要，就觉得有一点绝望，觉得自己写的歌没有人欣赏。
《黄昏》其实就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写的。那时候，我住在淡水，而且还是那边很遥远的郊区，填词的陈信荣就住在我隔壁。
这个歌我本来是说要写《瞳孔》，意象是我看到满天的紫霞之后，我的瞳孔里面会亮出一个倒影，他觉得太复杂了，就说「来一个最直接的黄昏吧」，两个人一拍手就决定了。
录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讲究了喔，我找了当时比较有份量的李偲菘和李伟菘，还有新加坡那边的徐华强、吴家明一起监制，其实他们都是我的竞争对手，这样可以激发我的能量嘛。当时我是去新加坡录的，录音之前，我有点水土不服，嗓子发炎了，就是在这种有点惨的情况下录完了这首《黄昏》。
命运捉弄人的地方是，这首歌发了没几天，我们唱片公司的老板就换人了，换成了当时敌系公司的老板。那天新老板约我开会，上来就说，我们解约吧。其实我觉得他很酷，他不拖着你，就直接把话讲清楚。所以，那段时间我对《黄昏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希望，它原来可能是一个小火花，后来连火花也没了。
但对我而言，《黄昏》的重要性就是，它让我又回到了歌手的轨道里，我又开始继续很规律地生活、做自己的唱片，签了新公司，回到了每天练唱、表演的一个轨道里。
那时候，我在幕后做制作也有了一些起色，2001年，我给苏慧伦写了《秋天的海》，后来给周华健写了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；第二年，为任贤齐写了《永夜》，成效都很好。
更戏剧的是，那期间我来内地的音像店做调研，居然看到了很多我的盗版专辑，虽然都是盗版，但我真的很开心，心想我竟然还有盗版碟了。后来我就买了专辑照片不一样的五十张专辑带走了，我想这应该就是又火了。
我觉得，在做「小刚」的那段时期，二十出头的年纪没有想那么多，什么事情都是勇往直前而已。但是30岁之后的周传雄其实有了很多压力，比方说你会想，30岁还在混什么名堂啊。我小时候父亲有问过我说你做这个音乐到底行不行啊。其实「小刚」那个时期还没那么笃定，但这次之后更笃定了，就觉得既然这个火都已经点着了，你没有办法拒绝的。
《黄昏》之后，接着我就推出了《寂寞沙洲冷》《男人海洋》这些歌，再次以歌手周传雄的身份重新站了出来。
无常
《黄昏》让我重新做回歌手，但这首歌似乎也有一些命运的意味。
给《黄昏》写曲的时候，灵感来自一天傍晚，那天，我看到了满天紫霞，当下觉得这场景太漂亮了。看到入神之后，它一下就消失了，那个瞬间我就心里面一慌。啪——它突然就没了，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些感悟，美好的事情和幸运总会消失的，而且你也没办法阻止。
当时有一句歌词还是我执意要改过来的：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美终要黑夜。」我就希望将这种宿命感讲得更清楚一点。有时候可能是你很喜欢的人，有时候可能是一段好运气，因为各种原因，你就是没办法留住这些。
2012年的时候，我发了《打扰爱情》。在宣传期间，我就开始变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是有点高兴的。因为以前都有点胖，觉得我现在瘦下来之后，去拍照会很帅，这很棒嘛。
没想到的是，我就一直瘦一直瘦，没有停下来，最瘦的时候到了100斤左右，掉了40斤肉的样子，我从来没这么瘦过。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
当时医生说得很吓人啊，他说你突然这么瘦，有几种可能，要么是糖尿病，要么是甲亢，要么就是癌，就觉得自己会死。那个时候，中医西医全部都看，我们做了很多检查，抽血、照影像。其实就是胃病，但是也找不出更具体的原因，也没法一下子医好。
有一天我在床上，看到阳光进来照在我的手上，完全就是皮包骨了，就是一点肉都没有。那时不仅是瘦到不成人形，气也不足，整个人的工作状态就非常差，唱完整首歌非常疲累。
最后，就只好把工作停下来，暂时休息。停下来之后，我的内心是非常挣扎的，没力气去做工作，光把命给捡回来就很不容易了。
后来，为了能赶紧好起来，甚至都有点求神问佛的状态了。我同事听说有个地方的师傅会做那种宇宙气场的理疗很有效，我都去试了。但最后还是没有用啊。
其实胃病也是心病。后来，就慢慢意识到身体的不适或许是常年工作的压力导致的，而我自己不知道，医生也说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。但问题就是，你让我说什么样的压力，我也说不出来。可能有时间的压力，创作的压力，想要更完美的压力，也好像是怀才不遇的压力等等，多方面的吧，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纾解这些压力。
怎么把这些压力去除呢？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做，做一点都不行。那段时间，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做运动、看书、遛狗，再做一些复健的活动。
以前，我觉得我是个创作者，做音乐就是一切，我每天都要创作、要留下我生命的轨迹（笑），生病的那段时间就没有了。在家不准放我的歌，一听就会想进入到工作的状态。我的偶像是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Quincy Jones。但那段时间，我听这些音乐都烦，不管什么韩国的、美国的，听不下去。因为听到就想要分析，而不是欣赏，心里就会着急，急着想再写一首更牛的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想说状态还不错了，就又开始想写曲，想写词，那身体马上就又不舒服了。
当时，哪里还会想红不红、有没有人在意啊，生活里最大的恐惧就是不知道自己还会瘦到哪里去，再瘦到一个程度应该就彻底活不了了。
好在我有一个很健全的家庭支撑着我。那段时间我并不孤单，有时候你在emo的时候，小孩就来弄你一下，妻子让你去遛一下狗，其实就忘记了emo。我那些从小到大的死党都会拉着带我去吃一些很补的东西，就陪着我一起吃、一起玩。
这段生病的时间持续了大概五六年的样子。
身体慢慢好起来之后，我觉得自己重启人生了。我是从死里逃生的人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我会想去做一些新的尝试，比如，我想把我几十年的驼背改掉，我不想再驼背了，但其实驼了几十年很难改的，就一直在坚持做复健，现在好了很多。
在工作上的话，我会尝试找一些年轻的制作人来合作。我以前会觉得他们的东西不行，现在就觉得再试试看呢？
所以，我不觉得生病这件事情算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挫折，这不是挫折，更准确地说，它是一种无常。
「念念不忘」
理解了无常，我也明白了很多事情。
比方说小时候我觉得我火了，马上就想开制作公司准备大干一场。然后就印图纸，那时候我光印图纸就印了8万块台币，但是公司马上就倒了、我也很快就不火了。所以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样，以后就一直会是这样，不是的。
我能走到今天，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也很重要。
曾经给凤飞飞做过唱片的杨明煌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跟着他，他负责做了我的前三张唱片。
他是从两轨录音带时期就出道的，那时候做录音带设施很简陋，他没办法在技术上做什么修音，用乐器搞得很复杂。他们最重视什么？就是氛围，是一首歌的味道，所以，我从他身上学到做传统流行音乐该如何表达得更细腻，如何进行情感的铺陈。
做制作人最不顺的时候，EMI制作公司找到我，把我推荐给了那英。当时，那英很爽快地跟我吃了个饭，让我帮她写首歌，后来，我就写了《出卖》的曲子。
我们因此就有了一些来往。当时，那姐还想帮我，告诉我一些该怎么样重新火起来的路。她跟我说，长头发跟墨镜是上不了中央台的，意思就是想帮我去中央台。
后来我来北京的时候，经常去她家玩。我们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，她非常洒脱，看事情会看得很清楚。但我们在音乐上的见解是很接近的，会互相欣赏。比方说我之前听了一个Robert Miles的碟，她听了之后也很喜欢，我马上就会说那这张给你听。
我康复之后重回舞台那段时间，网上总有我接商演的视频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去那么小的舞台唱歌，但说实在的，我会把每个商演都当一个重要的表演来看，这是张弘毅老师教我的。
张弘毅老师是从美国伯克利留学回来的，学电影配乐的。我掌握的很多弦乐概念都是跟他学的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两个最重要的素质，一个就是要快，我做制作人，出名就是因为我速度够快，你找我做我一定快，一定会按时交给你。
另一个就是尊重每一个舞台。张弘毅老师说自己从伯克利回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刚开始，他接到一个电视上的小节目，就5分钟，但他会把小案子当大案子做，用这5分钟把什么管弦乐全部拿来，很快他就出头了。
这也是我面对那些商演的态度。商演虽然很短，但也不要小看这种场子。我有一次唱早上10点的商演。一般我需要4个小时声音才会打开，那天我的状态也就一般，我上去唱的时候，下面的老先生、老太太就坐在板凳上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但我看前面的歌手就跟大家聊得很开心。那时候心里就知道这样的活动以后应该怎么做。
即便是商演，上台前，我也会默歌，会把每一首歌走三遍，确定一下台上的细节有没有问题，声音的共鸣有没有问题。有的时候声音还没打开，我就想办法把它解决。我会练不同的音域的歌，不同难度的歌，不同力度的歌，无论什么表演，这些准备都不会例外。
去年，我做「念念不忘」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有一些制作人朋友劝我说，跟以前相比，现在做专辑很费劲，现在市场情况不好嘛，卖不出去，并没有人鼓励我去做。但我就想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度过了很辛苦的三年，作为音乐人，我还想再写一点点和大家分享。
这次巡演，我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。开场曲是《花香》，我会在前面放维瓦尔第的《四季之春协奏曲》。音乐一起来，就意味着春天来了，花开了，自然而然就有了花香。维瓦尔第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作曲家，他写的东西虽然不多，但它的CD是全世界点播点击率最高的。
我之所以要加这些小东西，就是想让大家意识到你其实是来听一场音乐会的，而我的音乐是很值得尊重的。
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听到全场合唱《黄昏》而掉泪。
2004年，我在新加坡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大型演唱会，当时我已经正式出道了15年。那天的演唱会是在一个近2万人的场馆举办的，到场的歌迷应该有1万多。
那天晚上，唱着《黄昏》，刚唱完第一节那句「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」，我就哭了。这首歌唱完之后，我对底下的歌迷说：「我等这场演唱会，等了15年。人生的起起伏伏在所难免，很多事情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知道，唯一不变的只有你自己的努力。」
那时候的流泪，其实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起伏后，当时有一点受委屈、有一点难过。
但这一次，我只觉得幸运。
我的演艺生涯伴随着整个华语乐坛的成长，我刚出道，它就开始萌芽、发展蓬勃，我每次快到低谷的时候，它也慢慢在走向黄昏。很幸运的是，我经历过它最美好的时代。而现在，我还在唱歌，还可以再前进。
